構建和諧社會：國外的做法與啟示
發布日期：2007-01-10 閱讀次數：
如何建設一個和諧社會，是所有國家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共性問題。從宏觀執政理念、微觀政策設計到具體實踐操作，一些國家在和諧社會建設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開闊的視野、開放的心態、開拓的精神，主動借鑒和吸取他國的經驗和做法，準確把握和諧社會建設的共同規律，有益于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及時調整和更新政府執政理念
從具體國情出發，把握不同歷史階段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堅持以人為本，把促進和維護國家與市場、公平與效率、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之間的和諧協調，作為執政黨及政治領導人的執政理念和追求目標。
一、有所作為的政黨和政治領導人，大多能在總攬全局、審時度勢的基礎上，善抓主要矛盾，廓清道路，提出符合實際的治國理政藍圖。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為使美國擺脫"大蕭條"，果斷推行以國家干預主義、福利主義和環境保護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新政"。羅斯福把"經濟正義"納入基本人權的范疇，提出人民有權"免于匱乏"等新的四大自由。60年代，約翰遜上臺后，針對美國"豐裕社會"中的貧困，著眼于社會公正，提出了"向貧困開戰"和建設"偉大社會"的計劃。克林頓執政時，推行新民主黨人的"中間路線"，堅持政府對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負有干預責任，認為"市場確實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場并不能給予我們安全的街道、清潔的環境、平等的教育機會、貧窮嬰兒的健康孕育和健康而可靠的晚年"。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布萊爾、克林頓、施羅德的"第三條道路"，就是要超越傳統的國家干預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繼承社會公正、自由平等、相互責任等傳統價值觀的基礎上，吸收自由主義市場原則的積極因素，力圖既讓經濟充滿活力，又使社會團結互助。
普京則強調要把"市場經濟+民主原則+俄羅斯現實"作為俄羅斯的發展道路。注重一手抓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一手解決突出的社會問題，加強國家對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調控，以建設"公民社會"為目標，采取綜合措施，竭力彌合社會裂痕。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立時就定位于"為人民而行動的黨"。獨立之初，李光耀針對經濟脆弱、種族多元、教派對立的國情，提出了以民本思想為基礎的"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扶貧濟困"治國理念。
二、根據社會發展不同階段出現的突出問題，及時調整、更新執政理念和執政方略。20世紀80年代，多數拉美國家把經濟增長視為發展的核心，但最終導致兩極分化，形成了"一個國家、兩重社會"的局面，引發了一些國家的社會動蕩。有鑒于此，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于90年代初發表了《生產改造與社會公正相結合》的文件，提出"生產發展、公平分配和環境保護"三位一體的"綜合發展"思路，受到拉美國家的普遍重視和接受。90年代中期以來，拉美國家進入了"對改革進行改革的階段"，調整了改革理念，重點將改革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從專注效率轉向兼顧效率與公平，從單純強調經濟快速增長轉向強調發揮社會政策功能，"公正的發展"和"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成為新的治國理念和政策目標，在實踐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啟示之一：社會的不和諧大多與政府功能缺失有關，背后則往往是執政理念的偏差。大凡和諧社會建設相對成功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大多能把握社會發展的動態，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根據社會矛盾的運動變化，在執政理念上進行適時而必要的調整和革新，防止出現社會矛盾激化而引起社會發展的大起大落。
培植共同價值觀以提高社會凝聚力
著力培植與時代相符合、能為社會成員接受的共同價值觀和政治認同感，倡導公正互助、宗教寬容、種族和諧的社會文化，以此提高社會的凝聚力，為和諧社會建設創造良好的軟環境。
一、大多數國家十分重視社區文化、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的建設與培養。新加坡國會通過了經全民討論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了"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沖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的五大共同價值觀，得到了所有宗教和種族的認同，并把它提升為新加坡的國家意識。1994年7月，布萊爾當選英國工黨領袖時說，他的任務就是"提升民族精神，把人民團結在一起，重建共同目標之紐帶，而這對于一個民族國家來說，正是核心之所在"。以色列從1959年開始實施"強化猶太意識"計劃，通過常年進行大屠殺紀念和參觀博物館等教育活動，增強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猶太群體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認同感和民族憂患意識。
二、針對不同種族共處、多元宗教并存的情況，大力提倡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美國前總統約翰遜積極推動《民權法》和《選舉權法》的通過，頒布了配套落實的《肯定性行動計劃》，禁止在工資、就業、選舉等方面因膚色和種族而產生歧視。馬來西亞總理巴達維扶持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的馬來人，同時積極宣揚《古蘭經》中的和平、安寧思想，用以促進不同教派、族群之間的寬容諒解。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保護宗教和諧法》，成立宗教和諧理事會、少數民族和諧理事會，使新加坡成為一個"公平、公正和寬容的多元種族社會"。
三、社區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一些國家十分重視引導發揮宗教、非政府組織在和諧社區建設中的作用。一些國家的宗教組織如慈濟會、基督教青年會、猶太青年協會、猶太女青年協會等積極倡導守望相助、人文關懷的社區文化，成立社區志愿者服務隊，提供義工義診、冬令救濟、急難救助,為社區新修街巷道路、設置幼兒園和圖書館等。90年代，巴西"爭取道德運動"和其他非政府組織致力于創造就業機會和安置無地農民。在教會、非政府組織和民眾的參與下，巴西形成了"反對貧困，爭取生存"的反貧困隊伍，在各城市建立了近4000個自愿的市民委員會，向約1000萬人免費發放基本食品。
啟示之二：歷史發展的轉折或轉型過程給社會帶來的震蕩和沖擊是急劇而強烈的，往往伴隨著諸多危機，其中突出的是共同價值觀的喪失、社會心理的失衡和政治認同危機。沒有一定的文化和政治認同就建設不了和諧社會，要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培育共同遵循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價值，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黏合劑和精神紐帶。
組建高效、公正、廉潔、透明的政府
堅持高效、公正、廉潔、透明的原則，加強政府能力建設，以法治權，發揮法制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安定有序方面的作用。
一、普遍實行現代公務員制度，加強公務員隊伍建設，不斷提升政府能力。新加坡強調行政人員必須具備"君子之德、強人之剛"，政府重視廣攬人才，既不局限于執政黨內選拔，也不消極等待黨外人士加盟，而是主動邀請游說合適人選從政。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新加坡等國都有嚴格的文官制度，公務員考核、錄用、培訓、管理、獎懲等都有一套嚴密的法律法規。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的公務員隊伍向所有人開放，但有嚴格的選任標準和任職條件，對重要崗位實行定期輪換，嚴格限制公務員的兼職活動。
二、通過立法確保公民對政府事務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加大公務員立法力度。芬蘭《政府活動公開法》規定，政府記錄必須公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公眾有權獲得任何政府文件。瑞典在1776年就公開了除外交、國防等涉密文件以外的政府記錄。 瑞典先后兩次修訂《反行賄受賄法》，該法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整個公務員隊伍和私營部門。芬蘭根據情況變化修訂和完善了《公務刑法》，擴大了公務員受賄情節的范圍，如接受榮譽頭銜也可能被視為受賄。新加坡政府規定公務員要嚴格申報財產，不能接受禮品饋贈等。
瑞典、丹麥等國設立了議會監督官，對行政管理機關及其官員瀆職行為進行調查、監督和糾正，并對民眾與行政機關的爭議進行調解和仲裁。有的國家設立了位高權重的反腐敗專門機構，如新加坡直屬總理公署的"貪污調查局"、韓國直屬總統的"腐敗防止委員會"等。
三、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在全社會形成廉潔自律、奉公守法的法治環境。西方國家在維護國家穩定、保障公民權益、促進經濟發展和規范社會關系等方面大多制定了相對完備的法律法規，如《經濟促進法》、《社會保障法》、《就業促進法》、《勞動保護法》、《勞資協議法》等。瑞典、芬蘭等國家在中學開設法律基礎教育課程，公務員錄用考試需要考法律知識，上崗必須進行守法宣誓。
啟示之三:腐敗、低效是國家根本性脆弱的表現，也是引發社會矛盾沖突的根源之一。一個高效、公正、廉潔、透明的政府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公眾信任是任何改革得以實施的必要條件。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這樣的政府并非要等到完全現代化、變得富裕以后才能形成。在社會矛盾沖突高發的轉型期，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是使創造活力得到鼓勵、社會正義得到張揚、困難群體得到保護的必要條件，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制度保障。
編織覆蓋面廣的社會安全網
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能夠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保障體系，統籌各方利益關系，大力發展社會公共服務事業，加強各項改革措施之間的配套性和互補性，編織有效可行的、覆蓋面廣的社會安全網。
一、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根據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以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增強公民生活的安全感和可預測性。瑞典、芬蘭、德國、法國等北歐、西歐國家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發源地，已形成了覆蓋廣、層次高、功能多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覆蓋了全體社會成員。如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完備的德國，其社會福利開支已占GDP的32.6%（2003年），人均福利開支達8416歐元，覆蓋了90%的居民。
新加坡根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自助原則，建立了以中央公積金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經過多年發展，目前中央公積金局會員達300萬，占總人口的85%，成為新加坡社會保障體系的基石和民眾生活的安全網。90年代初，新加坡提出要建立一個"更有溫情的社會"，對那些"較不成功人士"給予更多的照顧，加大了社會福利的投入。突尼斯政府引導國有和私營部門積極參與社保體系的建設，社保覆蓋面逐步由工薪階層擴大到非工薪階層、農民工、勞務輸出人員等，同時增加了保障內容。泰國政府推出了"三十銖治百病"政策，對象為那些沒有能力參加商業醫療保險的農民和城市貧民。
二、規范、協調不同利益關系，緩和、化解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各類矛盾與沖突，促進社會伙伴關系的形成。德、法等西歐國家注意運用法律手段化解勞資沖突：一方面通過制定工會法、職工參與決策法、勞動保護法等提高工會地位，保護職工權益；另一方面制定勞資協議法，推動雙方建立協商談判機制，以集體談判的方式就工時、工資、勞保等重要事項達成協議，以避免矛盾激化。在協議不成時，大多通過法律機構解決，如德國有勞工法院和福利法院，前者負責處理勞資紛爭，后者負責受理所有社會福利方面的糾紛。
有的國家還建有法定的全國性咨詢機構，如法國的"經社理事會"、意大利的"全國經濟勞動理事會"、德國的"財政計劃理事會"、南非的"全國經濟發展和勞工理事會"等。這些機構使各方面的利益與呼聲得到表達，保證國家重大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縮小教育領域的不公正，提高社會公共服務事業的水平。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相繼實行了9年制免費義務教育，政府向中小學生提供免費書本、午餐和交通，確保所有適齡兒童不論家境貧富和地域遠近，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德、法、意等西歐國家實施了直至高中階段的免費義務教育、免費或低費的職業教育和大學教育。以色列20世紀60年代教育預算僅次于國防預算，占國家總預算的11%。在社會公共服務設施領域，英、法、德、瑞典等發達國家投入較大，已建立完善而廣泛的公共服務網絡，覆蓋了居民生活的各方面。其中許多公共服務不以贏利為目的，實行低價或免費服務，確保低收入群體不被排斥在外。
啟示之四：在經濟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公共服務設施，把普及教育作為阻斷貧困和不平等代際傳遞的重要手段，通過教育平等促進發展機會平等，使經濟發展的成果共享，社會改革的風險分擔，有效解決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爆發，是經濟平穩發展、社會安定有序的重要保證。
建立完備的社會救助體系
把社會政策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框架內，發揮國家的社會職能，動員各方力量關注困難群體，扶貧助困，推動地區均衡發展，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社會成員和所有地區。
一、在社會領域"欠賬"太多而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多數國家采取"聚焦法"，集中有限資金重點救助最困難的社會群體。哥倫比亞政府提出了"根除絕對貧困計劃"，明確把處于絕對貧困狀況的社會階層作為扶持的重點，對部分城市的貧民區進行整頓，建造了一批經濟適用房，安置一批無家可歸者，向貧困兒童免費或低價供應牛奶，向極端貧困家庭發放食品補貼。智利政府先后提出"向貧困開戰計劃"和"智利團結計劃"，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家庭補貼，向貧困學生提供為期12?15年的助學貸款，增加社會救濟等。
二、大力支持中小型企業和農村小生產者的發展，加強各類就業培訓，拓寬就業渠道，把擴大就業作為減貧的主要途徑。1993年阿根廷政府決定資助建立1000家小企業，創造1萬個就業機會；開辦近百個土著人、殘疾人生產中心和6萬個家庭菜園，使500萬人受益。1998年巴西政府宣布了多項以減少失業為目標的指令性措施，強調優先發展那些能夠創造較多就業機會的旅游業、民用建筑業和水果種植業等產業部門。
三、強調政府在扶貧減困中的主導作用，適當增加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促進地區平衡發展，縮小地區差距。20世紀60年代，美國以立法形式將2/3的貧困縣劃入137個經濟開發區，在每個開發區建立幾個新興城市，使之成為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心。1991年德國統一后設立專項"統一基金"，先后撥款1兆馬克用于支持東部經濟發展。法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實施"領土整治"計劃，投入了占其GDP3%的財力，發展相對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區。意大利政府在上世紀50年代成立了南方基金和南方發展部長委員會，先后采取稅收減免、公共投資政策等措施消除南北經濟發展的落差。瑞典政府通過撥款、減稅和成立"發展基金"等手段鼓勵企業到邊遠鄉村投資，幫助山區丘陵地區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經過長期努力，德國、瑞典、芬蘭、挪威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28、0.25、0.256和0.258，屬于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小的國家。
四、通過經濟外交等手段爭取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和社會各界的捐助，建立"社會緊急基金"、"社會投資基金"等反貧困專項基金。阿根廷的"社會投資股份基金"，資金主要來源于世界銀行貸款和中央預算撥款，主要面向基本需求未能滿足的城市居民。智利的"團結與社會投資基金"，主要來源政府預算和國外捐贈，面向貧困人口、微型企業、女性家長、農民和土著居民。
啟示之五：由貧困而導致的社會邊緣化和社會排斥是威脅社會和諧的高危因素，不能減少貧困、改善不公正的改革是不可持續的改革。消極等待、拖延社會問題的解決必將加大改革的成本和代價，最終延遲現代化進程。社會問題的解決不能依靠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而必須發揮政府作用，政治決心、政策導向并輔以財政上的支持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首要條件。
保持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
對經濟活動進行必要和適度的社會調節，通過經濟立法、政策引導、行政干預等手段，推進經濟民主，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動態平衡。
一、發揮國家的再分配職能，縮小貧富差距，保證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和社會公正的平衡機制同時發揮作用。二次大戰后，德國、法國等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動力作用提高經濟效益。同時，注意發揮國家職能，通過宏觀調控制度、財產轉移支付、社會保障制度、稅收制度等手段，對國民收入分配制度進行了重大調整，基本做到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益、二次分配兼顧平等。二次分配除體現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外，還體現在以基本公正為原則的稅收制度上，如個人所得稅、巨富稅、遺產稅、高檔商品高額增值稅等。日本、英國等的遺產稅高達90%，松下幸之助去世時留下27億美元的遺產，但傳到第三代時僅剩不到3%。德國的基尼系數稅前為0.44，而稅后降為0.28；法國領薪者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之比為3∶1。瑞典的"雇員投資基金制度"規定，當資方利潤超過50萬克朗時，要從超額利潤中提取20%交與職工集體擁有的基金會，同時將雇主為職工代交的養老金增加1%。
二、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不同階段，保持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把社會不公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執政之初，制定了《重建與發展計劃》，其宗旨是"通過財富的重新分配帶動增長"，但最終經濟增長年均5%和創造就業的目標均未實現。1996年南非政府出臺了《增長、就業與重新分配計劃》，其總體思路是"通過增長實現財富的重新分配"，該計劃的實施使南非經濟保持了低速增長（1997?2000年平均增長1.8%），但原先積聚的社會矛盾并未從根本上緩解。進入新世紀后，非國大再次調整發展政策，在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間尋求新的平衡，提出了"發展型國家模式"：強調兼顧效率與公平，加強國家調控，放慢私有化步伐，政府政策向社會發展和公共福利方面傾斜，加大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強社會救濟，推進經濟民主，著力解決失業和貧困問題。新戰略的實施使經濟實現了較高速度的增長，2003年和2004年分別增長3.7%和4%，今年有望達到4.5%，社會貧困面從1995年的51.1%下降到今年的48.5%。
啟示之六：現代文明發展的基本訴求是發展與平等，有的國家正是在相對解決了這對矛盾的過程中走向強盛。低效、貧困的社會公平毫無意義；只注重效率，長期忽視公平，將會導致社會問題積重難返，得不到有效遏制和緩解，將破壞社會和諧的政治共識基礎，削弱國家整體競爭力。
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通過立法加強環境保護，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重視資源的有序開發和節約利用，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一、許多國家通過立法保護環境，制定環境發展戰略規劃，確保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提高人類生存的環境質量。早在1886年芬蘭就制定了第一部森林法，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環保法的國家，目前森林覆蓋率已超過70%。20世紀30年代美國通過了《土地保持和國內撥款法》，在內政部和農業部內分設了"防止水土流失局"和"土地保護局"，組織人力向農民傳授正確的不破壞土地的耕作法，并由政府撥款補貼農戶實行休耕或停止播種破壞土質的作物，而改播有助于改良土壤的品種。1999年日本政府提出了面向21世紀的"環境立國"戰略，要建立"適量生產、適量消費、最小量廢棄"的經濟模式。
二、發揮國家宏觀調控職能，采取強制和鼓勵雙管齊下的做法，推動企業和社會節能降耗，重視可再生資源的研發。日本1998年修訂的《節約能源法》規定，企業能耗必須以每年1%的速度遞減，并規定了各種產品的節能目標。新加坡成立了2000萬新元的環境可持續創新基金，鼓勵企業、個人在節能、環保和資源再生利用方面的開發創新。日本通過改革稅制，規定企業如達到節能標準或使用節能產品，將在一定時期享受減免稅的優惠，如果不能達到節能標準而又不能根據要求進行改進，將被處以100萬日元的罰款。
三、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將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單向流動的線形經濟轉變為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循環經濟。作為最早提出和推進循環經濟的國家，日本先后通過了《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容器包裝回收利用法》、《家電循環法》等系列法律法規，要建立"以循環為基調的經濟社會體制"。歐盟及瑞士、新加坡等國也大力提倡發展循環經濟，并制定了回收、利用的具體辦法和目標。
四、普遍重視開展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不斷增強公眾環保節能意識。在奧地利，中小學開設了環保課程，定期聘請環保專家講授環保和垃圾回收知識，新聞媒體經常宣傳環保新知識和新發明。日本高度重視公眾環保節能意識的培養，廣播電視經常進行環保宣傳。
啟示之七：社會和諧只是和諧社會的一個方面，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是和諧社會的自然物質基礎。環境保護需要有明確的戰略遠慮，要從更長遠的時空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任何一種只顧眼前的短視政策必將遭到自然的報復。
和諧社會是人類的共同追求，相互借鑒是發展的必由之路。研究國外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做法，借鑒和吸取其經驗教訓，絕不能照搬照抄國外社會發展模式，而是要在遵循中國實際、講究實效的基礎上，博采眾長，執兩用中，建設起具有時代氣息、符合中國國情的和諧社會，從而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周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開闊的視野、開放的心態、開拓的精神，主動借鑒和吸取他國的經驗和做法，準確把握和諧社會建設的共同規律，有益于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及時調整和更新政府執政理念
從具體國情出發，把握不同歷史階段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堅持以人為本，把促進和維護國家與市場、公平與效率、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之間的和諧協調，作為執政黨及政治領導人的執政理念和追求目標。
一、有所作為的政黨和政治領導人，大多能在總攬全局、審時度勢的基礎上，善抓主要矛盾，廓清道路，提出符合實際的治國理政藍圖。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為使美國擺脫"大蕭條"，果斷推行以國家干預主義、福利主義和環境保護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新政"。羅斯福把"經濟正義"納入基本人權的范疇，提出人民有權"免于匱乏"等新的四大自由。60年代，約翰遜上臺后，針對美國"豐裕社會"中的貧困，著眼于社會公正，提出了"向貧困開戰"和建設"偉大社會"的計劃。克林頓執政時，推行新民主黨人的"中間路線"，堅持政府對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負有干預責任，認為"市場確實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場并不能給予我們安全的街道、清潔的環境、平等的教育機會、貧窮嬰兒的健康孕育和健康而可靠的晚年"。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布萊爾、克林頓、施羅德的"第三條道路"，就是要超越傳統的國家干預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繼承社會公正、自由平等、相互責任等傳統價值觀的基礎上，吸收自由主義市場原則的積極因素，力圖既讓經濟充滿活力，又使社會團結互助。
普京則強調要把"市場經濟+民主原則+俄羅斯現實"作為俄羅斯的發展道路。注重一手抓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一手解決突出的社會問題，加強國家對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調控，以建設"公民社會"為目標，采取綜合措施，竭力彌合社會裂痕。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立時就定位于"為人民而行動的黨"。獨立之初，李光耀針對經濟脆弱、種族多元、教派對立的國情，提出了以民本思想為基礎的"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扶貧濟困"治國理念。
二、根據社會發展不同階段出現的突出問題，及時調整、更新執政理念和執政方略。20世紀80年代，多數拉美國家把經濟增長視為發展的核心，但最終導致兩極分化，形成了"一個國家、兩重社會"的局面，引發了一些國家的社會動蕩。有鑒于此，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于90年代初發表了《生產改造與社會公正相結合》的文件，提出"生產發展、公平分配和環境保護"三位一體的"綜合發展"思路，受到拉美國家的普遍重視和接受。90年代中期以來，拉美國家進入了"對改革進行改革的階段"，調整了改革理念，重點將改革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從專注效率轉向兼顧效率與公平，從單純強調經濟快速增長轉向強調發揮社會政策功能，"公正的發展"和"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成為新的治國理念和政策目標，在實踐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啟示之一：社會的不和諧大多與政府功能缺失有關，背后則往往是執政理念的偏差。大凡和諧社會建設相對成功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大多能把握社會發展的動態，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根據社會矛盾的運動變化，在執政理念上進行適時而必要的調整和革新，防止出現社會矛盾激化而引起社會發展的大起大落。
培植共同價值觀以提高社會凝聚力
著力培植與時代相符合、能為社會成員接受的共同價值觀和政治認同感，倡導公正互助、宗教寬容、種族和諧的社會文化，以此提高社會的凝聚力，為和諧社會建設創造良好的軟環境。
一、大多數國家十分重視社區文化、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的建設與培養。新加坡國會通過了經全民討論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了"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沖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的五大共同價值觀，得到了所有宗教和種族的認同，并把它提升為新加坡的國家意識。1994年7月，布萊爾當選英國工黨領袖時說，他的任務就是"提升民族精神，把人民團結在一起，重建共同目標之紐帶，而這對于一個民族國家來說，正是核心之所在"。以色列從1959年開始實施"強化猶太意識"計劃，通過常年進行大屠殺紀念和參觀博物館等教育活動，增強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猶太群體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認同感和民族憂患意識。
二、針對不同種族共處、多元宗教并存的情況，大力提倡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美國前總統約翰遜積極推動《民權法》和《選舉權法》的通過，頒布了配套落實的《肯定性行動計劃》，禁止在工資、就業、選舉等方面因膚色和種族而產生歧視。馬來西亞總理巴達維扶持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的馬來人，同時積極宣揚《古蘭經》中的和平、安寧思想，用以促進不同教派、族群之間的寬容諒解。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保護宗教和諧法》，成立宗教和諧理事會、少數民族和諧理事會，使新加坡成為一個"公平、公正和寬容的多元種族社會"。
三、社區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一些國家十分重視引導發揮宗教、非政府組織在和諧社區建設中的作用。一些國家的宗教組織如慈濟會、基督教青年會、猶太青年協會、猶太女青年協會等積極倡導守望相助、人文關懷的社區文化，成立社區志愿者服務隊，提供義工義診、冬令救濟、急難救助,為社區新修街巷道路、設置幼兒園和圖書館等。90年代，巴西"爭取道德運動"和其他非政府組織致力于創造就業機會和安置無地農民。在教會、非政府組織和民眾的參與下，巴西形成了"反對貧困，爭取生存"的反貧困隊伍，在各城市建立了近4000個自愿的市民委員會，向約1000萬人免費發放基本食品。
啟示之二：歷史發展的轉折或轉型過程給社會帶來的震蕩和沖擊是急劇而強烈的，往往伴隨著諸多危機，其中突出的是共同價值觀的喪失、社會心理的失衡和政治認同危機。沒有一定的文化和政治認同就建設不了和諧社會，要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培育共同遵循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價值，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黏合劑和精神紐帶。
組建高效、公正、廉潔、透明的政府
堅持高效、公正、廉潔、透明的原則，加強政府能力建設，以法治權，發揮法制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安定有序方面的作用。
一、普遍實行現代公務員制度，加強公務員隊伍建設，不斷提升政府能力。新加坡強調行政人員必須具備"君子之德、強人之剛"，政府重視廣攬人才，既不局限于執政黨內選拔，也不消極等待黨外人士加盟，而是主動邀請游說合適人選從政。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新加坡等國都有嚴格的文官制度，公務員考核、錄用、培訓、管理、獎懲等都有一套嚴密的法律法規。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的公務員隊伍向所有人開放，但有嚴格的選任標準和任職條件，對重要崗位實行定期輪換，嚴格限制公務員的兼職活動。
二、通過立法確保公民對政府事務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加大公務員立法力度。芬蘭《政府活動公開法》規定，政府記錄必須公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公眾有權獲得任何政府文件。瑞典在1776年就公開了除外交、國防等涉密文件以外的政府記錄。 瑞典先后兩次修訂《反行賄受賄法》，該法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整個公務員隊伍和私營部門。芬蘭根據情況變化修訂和完善了《公務刑法》，擴大了公務員受賄情節的范圍，如接受榮譽頭銜也可能被視為受賄。新加坡政府規定公務員要嚴格申報財產，不能接受禮品饋贈等。
瑞典、丹麥等國設立了議會監督官，對行政管理機關及其官員瀆職行為進行調查、監督和糾正，并對民眾與行政機關的爭議進行調解和仲裁。有的國家設立了位高權重的反腐敗專門機構，如新加坡直屬總理公署的"貪污調查局"、韓國直屬總統的"腐敗防止委員會"等。
三、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在全社會形成廉潔自律、奉公守法的法治環境。西方國家在維護國家穩定、保障公民權益、促進經濟發展和規范社會關系等方面大多制定了相對完備的法律法規，如《經濟促進法》、《社會保障法》、《就業促進法》、《勞動保護法》、《勞資協議法》等。瑞典、芬蘭等國家在中學開設法律基礎教育課程，公務員錄用考試需要考法律知識，上崗必須進行守法宣誓。
啟示之三:腐敗、低效是國家根本性脆弱的表現，也是引發社會矛盾沖突的根源之一。一個高效、公正、廉潔、透明的政府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公眾信任是任何改革得以實施的必要條件。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這樣的政府并非要等到完全現代化、變得富裕以后才能形成。在社會矛盾沖突高發的轉型期，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是使創造活力得到鼓勵、社會正義得到張揚、困難群體得到保護的必要條件，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制度保障。
編織覆蓋面廣的社會安全網
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能夠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保障體系，統籌各方利益關系，大力發展社會公共服務事業，加強各項改革措施之間的配套性和互補性，編織有效可行的、覆蓋面廣的社會安全網。
一、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根據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以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增強公民生活的安全感和可預測性。瑞典、芬蘭、德國、法國等北歐、西歐國家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發源地，已形成了覆蓋廣、層次高、功能多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覆蓋了全體社會成員。如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完備的德國，其社會福利開支已占GDP的32.6%（2003年），人均福利開支達8416歐元，覆蓋了90%的居民。
新加坡根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自助原則，建立了以中央公積金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經過多年發展，目前中央公積金局會員達300萬，占總人口的85%，成為新加坡社會保障體系的基石和民眾生活的安全網。90年代初，新加坡提出要建立一個"更有溫情的社會"，對那些"較不成功人士"給予更多的照顧，加大了社會福利的投入。突尼斯政府引導國有和私營部門積極參與社保體系的建設，社保覆蓋面逐步由工薪階層擴大到非工薪階層、農民工、勞務輸出人員等，同時增加了保障內容。泰國政府推出了"三十銖治百病"政策，對象為那些沒有能力參加商業醫療保險的農民和城市貧民。
二、規范、協調不同利益關系，緩和、化解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各類矛盾與沖突，促進社會伙伴關系的形成。德、法等西歐國家注意運用法律手段化解勞資沖突：一方面通過制定工會法、職工參與決策法、勞動保護法等提高工會地位，保護職工權益；另一方面制定勞資協議法，推動雙方建立協商談判機制，以集體談判的方式就工時、工資、勞保等重要事項達成協議，以避免矛盾激化。在協議不成時，大多通過法律機構解決，如德國有勞工法院和福利法院，前者負責處理勞資紛爭，后者負責受理所有社會福利方面的糾紛。
有的國家還建有法定的全國性咨詢機構，如法國的"經社理事會"、意大利的"全國經濟勞動理事會"、德國的"財政計劃理事會"、南非的"全國經濟發展和勞工理事會"等。這些機構使各方面的利益與呼聲得到表達，保證國家重大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縮小教育領域的不公正，提高社會公共服務事業的水平。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相繼實行了9年制免費義務教育，政府向中小學生提供免費書本、午餐和交通，確保所有適齡兒童不論家境貧富和地域遠近，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德、法、意等西歐國家實施了直至高中階段的免費義務教育、免費或低費的職業教育和大學教育。以色列20世紀60年代教育預算僅次于國防預算，占國家總預算的11%。在社會公共服務設施領域，英、法、德、瑞典等發達國家投入較大，已建立完善而廣泛的公共服務網絡，覆蓋了居民生活的各方面。其中許多公共服務不以贏利為目的，實行低價或免費服務，確保低收入群體不被排斥在外。
啟示之四：在經濟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公共服務設施，把普及教育作為阻斷貧困和不平等代際傳遞的重要手段，通過教育平等促進發展機會平等，使經濟發展的成果共享，社會改革的風險分擔，有效解決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爆發，是經濟平穩發展、社會安定有序的重要保證。
建立完備的社會救助體系
把社會政策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框架內，發揮國家的社會職能，動員各方力量關注困難群體，扶貧助困，推動地區均衡發展，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社會成員和所有地區。
一、在社會領域"欠賬"太多而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多數國家采取"聚焦法"，集中有限資金重點救助最困難的社會群體。哥倫比亞政府提出了"根除絕對貧困計劃"，明確把處于絕對貧困狀況的社會階層作為扶持的重點，對部分城市的貧民區進行整頓，建造了一批經濟適用房，安置一批無家可歸者，向貧困兒童免費或低價供應牛奶，向極端貧困家庭發放食品補貼。智利政府先后提出"向貧困開戰計劃"和"智利團結計劃"，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家庭補貼，向貧困學生提供為期12?15年的助學貸款，增加社會救濟等。
二、大力支持中小型企業和農村小生產者的發展，加強各類就業培訓，拓寬就業渠道，把擴大就業作為減貧的主要途徑。1993年阿根廷政府決定資助建立1000家小企業，創造1萬個就業機會；開辦近百個土著人、殘疾人生產中心和6萬個家庭菜園，使500萬人受益。1998年巴西政府宣布了多項以減少失業為目標的指令性措施，強調優先發展那些能夠創造較多就業機會的旅游業、民用建筑業和水果種植業等產業部門。
三、強調政府在扶貧減困中的主導作用，適當增加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促進地區平衡發展，縮小地區差距。20世紀60年代，美國以立法形式將2/3的貧困縣劃入137個經濟開發區，在每個開發區建立幾個新興城市，使之成為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心。1991年德國統一后設立專項"統一基金"，先后撥款1兆馬克用于支持東部經濟發展。法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實施"領土整治"計劃，投入了占其GDP3%的財力，發展相對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區。意大利政府在上世紀50年代成立了南方基金和南方發展部長委員會，先后采取稅收減免、公共投資政策等措施消除南北經濟發展的落差。瑞典政府通過撥款、減稅和成立"發展基金"等手段鼓勵企業到邊遠鄉村投資，幫助山區丘陵地區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經過長期努力，德國、瑞典、芬蘭、挪威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28、0.25、0.256和0.258，屬于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小的國家。
四、通過經濟外交等手段爭取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和社會各界的捐助，建立"社會緊急基金"、"社會投資基金"等反貧困專項基金。阿根廷的"社會投資股份基金"，資金主要來源于世界銀行貸款和中央預算撥款，主要面向基本需求未能滿足的城市居民。智利的"團結與社會投資基金"，主要來源政府預算和國外捐贈，面向貧困人口、微型企業、女性家長、農民和土著居民。
啟示之五：由貧困而導致的社會邊緣化和社會排斥是威脅社會和諧的高危因素，不能減少貧困、改善不公正的改革是不可持續的改革。消極等待、拖延社會問題的解決必將加大改革的成本和代價，最終延遲現代化進程。社會問題的解決不能依靠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而必須發揮政府作用，政治決心、政策導向并輔以財政上的支持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首要條件。
保持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
對經濟活動進行必要和適度的社會調節，通過經濟立法、政策引導、行政干預等手段，推進經濟民主，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動態平衡。
一、發揮國家的再分配職能，縮小貧富差距，保證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和社會公正的平衡機制同時發揮作用。二次大戰后，德國、法國等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動力作用提高經濟效益。同時，注意發揮國家職能，通過宏觀調控制度、財產轉移支付、社會保障制度、稅收制度等手段，對國民收入分配制度進行了重大調整，基本做到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益、二次分配兼顧平等。二次分配除體現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外，還體現在以基本公正為原則的稅收制度上，如個人所得稅、巨富稅、遺產稅、高檔商品高額增值稅等。日本、英國等的遺產稅高達90%，松下幸之助去世時留下27億美元的遺產，但傳到第三代時僅剩不到3%。德國的基尼系數稅前為0.44，而稅后降為0.28；法國領薪者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之比為3∶1。瑞典的"雇員投資基金制度"規定，當資方利潤超過50萬克朗時，要從超額利潤中提取20%交與職工集體擁有的基金會，同時將雇主為職工代交的養老金增加1%。
二、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不同階段，保持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把社會不公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執政之初，制定了《重建與發展計劃》，其宗旨是"通過財富的重新分配帶動增長"，但最終經濟增長年均5%和創造就業的目標均未實現。1996年南非政府出臺了《增長、就業與重新分配計劃》，其總體思路是"通過增長實現財富的重新分配"，該計劃的實施使南非經濟保持了低速增長（1997?2000年平均增長1.8%），但原先積聚的社會矛盾并未從根本上緩解。進入新世紀后，非國大再次調整發展政策，在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間尋求新的平衡，提出了"發展型國家模式"：強調兼顧效率與公平，加強國家調控，放慢私有化步伐，政府政策向社會發展和公共福利方面傾斜，加大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強社會救濟，推進經濟民主，著力解決失業和貧困問題。新戰略的實施使經濟實現了較高速度的增長，2003年和2004年分別增長3.7%和4%，今年有望達到4.5%，社會貧困面從1995年的51.1%下降到今年的48.5%。
啟示之六：現代文明發展的基本訴求是發展與平等，有的國家正是在相對解決了這對矛盾的過程中走向強盛。低效、貧困的社會公平毫無意義；只注重效率，長期忽視公平，將會導致社會問題積重難返，得不到有效遏制和緩解，將破壞社會和諧的政治共識基礎，削弱國家整體競爭力。
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通過立法加強環境保護，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重視資源的有序開發和節約利用，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一、許多國家通過立法保護環境，制定環境發展戰略規劃，確保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提高人類生存的環境質量。早在1886年芬蘭就制定了第一部森林法，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環保法的國家，目前森林覆蓋率已超過70%。20世紀30年代美國通過了《土地保持和國內撥款法》，在內政部和農業部內分設了"防止水土流失局"和"土地保護局"，組織人力向農民傳授正確的不破壞土地的耕作法，并由政府撥款補貼農戶實行休耕或停止播種破壞土質的作物，而改播有助于改良土壤的品種。1999年日本政府提出了面向21世紀的"環境立國"戰略，要建立"適量生產、適量消費、最小量廢棄"的經濟模式。
二、發揮國家宏觀調控職能，采取強制和鼓勵雙管齊下的做法，推動企業和社會節能降耗，重視可再生資源的研發。日本1998年修訂的《節約能源法》規定，企業能耗必須以每年1%的速度遞減，并規定了各種產品的節能目標。新加坡成立了2000萬新元的環境可持續創新基金，鼓勵企業、個人在節能、環保和資源再生利用方面的開發創新。日本通過改革稅制，規定企業如達到節能標準或使用節能產品，將在一定時期享受減免稅的優惠，如果不能達到節能標準而又不能根據要求進行改進，將被處以100萬日元的罰款。
三、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將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單向流動的線形經濟轉變為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循環經濟。作為最早提出和推進循環經濟的國家，日本先后通過了《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容器包裝回收利用法》、《家電循環法》等系列法律法規，要建立"以循環為基調的經濟社會體制"。歐盟及瑞士、新加坡等國也大力提倡發展循環經濟，并制定了回收、利用的具體辦法和目標。
四、普遍重視開展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不斷增強公眾環保節能意識。在奧地利，中小學開設了環保課程，定期聘請環保專家講授環保和垃圾回收知識，新聞媒體經常宣傳環保新知識和新發明。日本高度重視公眾環保節能意識的培養，廣播電視經常進行環保宣傳。
啟示之七：社會和諧只是和諧社會的一個方面，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是和諧社會的自然物質基礎。環境保護需要有明確的戰略遠慮，要從更長遠的時空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任何一種只顧眼前的短視政策必將遭到自然的報復。
和諧社會是人類的共同追求，相互借鑒是發展的必由之路。研究國外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做法，借鑒和吸取其經驗教訓，絕不能照搬照抄國外社會發展模式，而是要在遵循中國實際、講究實效的基礎上，博采眾長，執兩用中，建設起具有時代氣息、符合中國國情的和諧社會，從而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周易）
